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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来源:华盛论文咨询网 发表时间:2019-06-28 09:49 隶属于:教育论文 浏览次数:

摘要 摘 要:范仲淹的一生,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将视学、劝学、督学作为重要工作,为官一地,兴学施教于一方;把发展教育与人才培养相联系,在人才选拔上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首,注重

  摘 要:范仲淹的一生,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将视学、劝学、督学作为重要工作,为官一地,兴学施教于一方;把发展教育与人才培养相联系,在人才选拔上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首,注重选拔高素质的专业化名师任教,在教学实践中重视因材施教,率先垂范,做好言传身教,树立榜样的力量,对其后中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给后人留下许多宝贵经验和启迪。研究范仲淹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对促进我国当前教育发展,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提升人才培养质量,重视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发展平等教育等方面具有深刻启示意义和现实指导价值。

  关键词:范仲淹;教育;人才;当代价值

范仲淹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范仲淹 (989—1052),字希文,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谥 “文正”,世称“范文正公”。范仲淹一生出将入相,名重竹帛;功业文章,传诵千古;人格道德,彪炳青史;壮志情怀,俎豆千秋。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杰出的、优秀的、影响深远的人物[1]。庆历三年(1043 年),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副宰相),主持 “庆历新政”,提倡州县兴学,创办地方教育,奠定了我国九百余年地方教育体系的基础。范仲淹的教育思想主要散见于其著作、奏疏、书信之中,给后人留下许多宝贵经验和启迪,对我国当代教育发展、教育体制改革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重视教育发展,把人才培养作为国富民强的先决条件

  范仲淹重视发展教育、建设郡县之学,兴教办学开一时新风气。在庆历新政之前,范仲淹就曾多次建议朝廷要“劝天下之学,育天下之才”[2]237。为官之地所到之处,均把兴学施教放在重要位置,身体力行,大力推进各地兴学办校活动,以培养经世济民的统治人才,作为政府各级官吏的后备队伍。元代李祁曾说:“学校之遍天下,自公始……开学校,隆师儒,诱掖劝奖,以成就天下之士。”

  范仲淹认为人才培养离不开教育,而学校是造就人才的基地,主张通过兴办学校培养人才,进而移风易俗,实现天下大治。“三代盛王致治天下,必先崇学校,主师资,聚群材,陈正道, 使其服礼乐之文,游名教之地, 精治人之术,蕴致君之方。”[2]237庆历四年(1044 年),向宋仁宗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大部分内容得到了宋仁宗的采纳,开始施行新政,“诏天下建郡县之学”[2]169,创办地方教育,掀起了全国各地第一次真正的普遍办学热潮,“庠序之设,遍于宇内,自庆历始”[3]。欧阳修曾评论说:“诏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后为羞,”“宋兴盖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学始克大立,”[4]634-635 “海域徼塞,四方万里之外,莫不皆有学。”[4]634-635据许怀林先生统计,宋代文化最发达的江西路,州县有学 81所,其中56所建于庆历以后,占69%[5]。有章可循的学校教育从此为社会所重视,并逐步发展完善,奠定了我国九百余年地方教育体系的基础,范仲淹将发展教育与人才培养联系在一起,充分体现了他的高瞻远瞩和远见卓识,这一历史功绩将永载中国教育史册。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在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发展教育是人才培养的关键。范仲淹提出的“致治天下,必先崇学校,立师资,聚群材,陈正道。使其服礼乐之风,乐名教之地,精治人之术,蕴致君之方”[2]429教育思想观念,很有指导意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有识之士也多次一再强调“教育为先”。全社会必须继续坚持和强化这一观念,把教育培养人才作为国家富强的先决条件常抓不懈。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当以范仲淹办学兴学,发展教育为楷模和榜样,在各自的岗位上时刻树立“教育为先”的观念,重视教育,关心教育,支持教育,发展教育,多为教育发展办实事,采取措施解决办教育时遇到或可能遇到的问题。范仲淹一生中,宦海沉浮,颇多曲折,但始终为发展教育事业呕心沥血。立于朝堂,积极为发展教育建策进言,实现了从中央到州县的普遍兴学;为官地方,每到一地,百忙中不忘兴建和充实地方学校;并从四方物色高质量的教师,改进教学方法,关心学生,从实际出发,进行启发式教育,实现教学相长。在当今社会,也有像陶行知、邵逸夫那样为教育无私奉献的著名人士,我们当以他们为榜样,为我国教育的发展尽绵薄之力[6]。

  二、重视德育工作,把崇尚道德置于人才培养选拔的首位

  范仲淹在教育与选拔用人上一直坚持崇德尚才高度统一,德才兼备以德为首的原则,推崇孔子之说,循其成法。“孔子之辨门人,标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政事,三曰言语,四曰文学。以四科辨之,思过半矣”[2]156,即德才兼备者可以大用。德行,指道德品质操守,儒家的标准皆以道德为首;政事,为治政的能力,管理国家和地方的实际才干;言语和文学指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古人常说的道德、文章、学问,加上才能,这是一个十分完备的高标准。范仲淹认为教育具有“激扬善恶,澄清天下”[2]210、改变社会风气的特殊功能,只要“慎选举之方”,“敦教育之道”[2]210在崇尚道德的前提下选拔德才兼备的贤良之士,就能化育士风,端正浇薄陋旧世风,使社会风气根本好转。

  三、注重师资建设,着力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关键。荀子曰:“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11]3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11]13,唐代韩愈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12]范仲淹非常重视教师队伍建设,认为教师对学校的兴衰、教育的成败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把“师道”的确立作为整个教育的重心,认为“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13],“奏举通经有道之士专于教授,务在兴行”[14]431。范仲淹重视明师的发现和选拔,访求学识渊博,德才兼备,人品高洁,热心教育的人才充实教师队伍,对教师有着很高的要求,要求教师不但要学识渊博,通晓经文经义,传授经旨词业和治国治人之道;还要才德俱佳,力行仁义道德,以身作则,培养学生的道德人格,发扬孔子“诲人不倦”的精神。范仲淹不遗余力地向朝廷推荐德高望重的明师、大儒到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中任教。大教育家胡瑗是宋代学术开创者之一,自幼立下“以圣贤自期许”[15]的远大志向,治学严谨。在苏州、湖州郡学讲学时,总结出著名的“苏湖教法”①,范仲淹向朝廷大力推崇,并聘请胡瑗担任导师。除胡瑗之外,范仲淹还荐拔了孙复、李觏、张载等志趣高尚、学识渊博、淡泊名利、热心教育、呕心沥血、关心学生的明师硕儒担任太学教官。宋代中期的名臣贤士多出于胡瑗、孙复、李觏、张载门下,不仅学子众多,而且很多人都以他们为榜样,不仅潜心求取学问,而且随时从他们的言传身教中学习做人,这些学子中不少人如政治家富弼、名将狄青等彪炳史册,范仲淹和胡瑗、孙复、李觏、张载等人功不可没,这些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为宋代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四、善于因材施教,在教学内容与方法层面进行研究探索

  范仲淹非常赞赏孟子的名言:“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2]220认为教学不仅是老师教,更重要的是学生学。范仲淹任应天府府学教席时,就注重关心学生,为了深入了解学生经常住在学堂之中,“训督学者皆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18]182,对学生进行启发诱导式教育,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推行教学计划,避免盲目性。“因材施教”是他这一教学思想的集中反映。孙复、张载、狄青等人情况各异,范仲淹以敏锐的眼光进行调查分析,对他们进行了不同的引导和教育,使他们最终成长为名臣、良将,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此后书院教育形成了良好风气,影响了整个北宋的学风和世风。

  五、做好言传身教,使榜样与言行成为无形的教材和指南

  范仲淹一生崇尚道德,厉行名节,认为重才以重德为前提,倡导名教教化,为宋代士林新风做出了表率。《宋史·范仲淹传》:“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19]10271《宋史·忠义传序》也称范仲淹诸贤“以直言说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络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19]13149。范仲淹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之所以为后世所推崇,主要因素就是他的“言传身教”,作为封建官吏,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深受民众拥戴,他关心教育的良苦用心和改革思想,使身边凝聚了众多社会名流和莘莘学子,他们不仅钦佩范仲淹高深的学识,而且仰慕其高尚人品志向,正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20]2878,范仲淹成了众人学习的榜样和楷模,他的言行也成了无形的教材和行动指南。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2]194的胸襟和抱负,今天依然在激励着人们。

  六、结语

  范仲淹的教育思想对宋代和以后中国的教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教育方面的思想和建树有许多值得借鉴和学习之处,研究和学习范仲淹的教育思想,对我们当代的教育发展、教育体制改革、师德师风建设、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工作、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等方面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张俊英,柳书琼,邹璇.近五十年来范仲淹军事思想研究综述[J].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2018,30(02):71-75.

  [2]范仲淹.范仲淹全集[M].李勇先,王蓉贵,点校.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

  [3]黄宗羲.宋元学案:第1册:卷三·高平学案[M].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134.

  [4]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三十九·吉州学记[M].李逸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9:634-635.

  [5]许怀林.试论宋代江西经济文化的发展[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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