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要：西方现代文明发展陷入自身无法解决的困境，人类文明亟需再次转型。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执政党建设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取
摘要：西方现代文明发展陷入自身无法解决的困境，人类文明亟需再次转型。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执政党建设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新型中国文明”之发展已是大势。中国在事关人类文明转型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上应提供更多更新的思路、奉献独具特色的智慧、给出切合可行的答案。为此，要继续加强在新型主体文明、“五位一体”整体建设及新型国际关系等方面的构建，以推进新时代 “新型中国文明”更趋完善，发挥出更大的国际引领力、影响力和塑造力，实现人类文明的顺利转型。
关键词：“新型中国文明”;“五位一体”;新型国际关系文明
文明是推进社会进步的重要软实力。历史证明，越是成熟的文明形态对世界发展的影响力就越大。传统中国文明形态在长达5 0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不仅使华夏民族凝聚为统一的整体，促成了各民族的交流、融合与发展，对东南亚各国发展也发挥着引领作用，其影响力还远至欧洲。近代以来，西方先于中国实现了工业化和机械化。人类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传统中国文明的影响力渐弱。迄今为止，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形态影响世界发展已达三四百年，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变化，但也造成自身无法解决的困境，如人的异化、劳动的异化、生态环境恶化，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泛滥等。因此，人类亟需从拥挤、嘈杂、不可持续、非生态化的工业文明发展道路转向健康、低碳、绿色、可持续的生态文明发展新道路。人类文明的再次转型已成为绝大多数人们的共识。
一、人类文明的再次转型：“新型中国文明”构建的时代背景
自17世纪以来，随着启蒙主义高歌猛进，宗教神学日益式微，西方社会进入一个理性昌明、科学进步、崇尚知识的时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社会制度的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等等，所有这些共同造就了西方现代文明形态。这种以科技化、工业化、资本化、市场化为主轴演进的现代文明形态，是近现代以来至当代的主流或主导的人类文明形态，也是西方发达国家所极力推行的文明形态。这种文明形态在推动生产力巨大发展、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促进科技进步以及人类的相互联系和交往等方面，成就有目共睹。与此同时，也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个人与群体、国与国、文明与文明等相互关系的紧张及冲突，以至严重影响全球人类共同体的和谐生存和共同发展。在西方工业文明还处于自由竞争的上升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就从时代存在的问题入手，反思西方现代文明所赖以建立的主客对立的、以追寻不在场的终极存在为目的的西方哲学传统，开启了哲学的生态生存论转向。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文明发展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人的生存状况的破坏，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剥削性、对抗性、扩张性及反生态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追求资本增值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永恒目标，也是唯一的目标。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不再是为了获得使用价值而是价值。价值积累的无止境性质，导致了“唯生产主义”，见物不见人的发展呈主宰的趋势，包括资本家在内的人的生存状况出现活动与享受、手段与目的、过程与结果等种种的背离现象。在追求资本增值的目的起支配作用的条件下，“工人和资本家同样苦恼，工人是为他的生存而苦恼，资本家则是为他的死钱财的赢利而苦恼。”[1] (P9)同时，资本扩张的需要导致人对自然的破坏也以空前的规模在进行和发展着，造成了人的生态生存环境的空前恶化。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主义这种生产方式经营的工业和农业给自然带来了严重的灾难，“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有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2] (P169)因此，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物种濒灭等生态环境危机的出现是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思想启示我们，不能再重复西方工业文明仅仅追求资本增值的老路，而是要开拓文明发展新道路，实现人类文明的再次转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执政党建设与发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淀了丰富的经验，国家实力不断提升，以传统中国文明为底蕴、以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思想为灵魂，吸收西方文明有益因素并对西方文明进行超越的“新型中国文明”取得突破性进展。具有协和万邦、自强奋进、天人相合、尊道贵德等特色的“新型中国文明”扎根于当代中国新型现代化发展实践，其发展已是大势。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入新时代，并提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富强文明民主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强起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使命。这标志着我们不仅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中要砥砺前行，在事关人类文明转型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上也应提供更多更新的中国思路、奉献独具特色的中国智慧、给出切实可行的中国答案。为此，在新时代，还应继续加强在新型主体文明、 “五位一体”整体建设及新型国际关系等方面的构建，推进“新型中国文明”进一步发展完善，以发挥出更大的国际引领力、影响力和塑造力，促进人类文明的顺利转型。
二、新型主体文明建设：“新型中国文明” 构建的核心层面
人的问题是文明及其转型的根本问题。西方现代文明的偏差是与其过分强调人的个体主体作用密不可分的。达尔文的进化论一方面揭示了世界万物相互联系的关系，另一方面为人类中心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撑。“人是万物的灵长”“知识就 是 力 量 ” “ 给 我 一 个 支 点 ， 我 就 能 撬 动 地球”，人类似乎无所不能，可以任意主宰一切，这些理念成为启蒙运动大肆推进个体主体性作用的不二法宝。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随着工业文明的来临，各种封建枷锁被资本增值的诉求打碎了，人的生存方式从人的依赖性转变为物的依赖性。人的生活空间充斥着各种商品，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但与此同时，人的各种欲望也被无限度地激发出来，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人所应承担的责任被遗忘，所应敬畏禁忌的被打破，人们想着用各种方式获得财富，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都成了异化的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呵护自然”被“控制自然”所取代，自然成为人类攫取财富的对象，自然环境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大写的‘人’借助科技理性和机器征服自然万象，借助市场和资本上帝般配置和攫取一切自然资源，俨然成为自然界的主宰，沉醉于征服者对自然的胜利并膨胀着自己的无限欲望。”[3]人对物的依赖性的生存方式造成人的物化、异化及生态危机的频发，人自身承受着肆意妄为所造成的恶果。
不同于西方工业文明时代的人对物的依赖性的生存方式，以生态文明为特色的新时代“新型中国文明”倡导的是人的生态生存方式。所谓人的生态生存方式，即最合乎人的本性的，健康、纯净、无污染的生存方式，包括与自然承载力相适应的生态化生产方式、绿色诗意低碳的生态化生活方式、节约环保循环的生态化消费方式以及有机整体协同的生态化思维方式等方面。其特点有：1.和谐生存。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的统一，不过分发挥人的主体性。2.整体生存。打破不同狭隘的国家、民族、区域界线，自觉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实现人、自然、社会的共在共存。3.自然生存。秉承人是自然的产物的生存理念，以合乎自然规律的方式生存，主张人是自然规律的发现者、践行者，应尊重自然、爱护自然。4.共生生存。倡导万物一体、万物共生的生存理念，不以社会和人的发展破坏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 5.良性生存。践行积极向上的生存理念，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节制的消费方式形成资源、环境的良性循环。
从物的依赖性生存方式向自由个性的生态生存方式的转型，标志着人从自然的统治者转变为自然的守护者，“把自己的生活幸福及实现置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之基础上”[4] ，追求人与人、个体与集体、人与自然的共存共生共荣。因此，采取生态生存理念标志着新型主体文明的形成。在当代，不少中国人正在践行着生态生存方式，他们热爱自然，热爱运动，生活简单朴素，心态平和，乐观向上，把注意力集中在内心世界丰富和精神境界的提高上，从最核心动力层面推动着“新型中国文明”的构建。在新时代，还要继续加大推进新型主体文明的建设力度，加大培育和弘扬绿色、低碳、节能、环保的生产观、消费观和生活观的力度，使更多的人自觉从片面的、物的依赖性的生存方式转向人与自然和谐的、自由个性的生态生存方式，从而为生态文明的转型奠定坚实的主体基础。
三、“五位一体”整体建设：“新型中国文明”构建的关键层面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通过全面领会报告精神，总结当代中国新型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反思现代西方文明发展的经验教训，从人类文明转型视角可以凝炼出统筹推进包括新型经济文明、新型政治文明、新型精神文明、新型社会文明、新型生态文明等的“五位一体”整体建设的基本内涵和根本要求，这也是新时代“新型中国文明”构建的关键层面。
在新型经济文明的构建方面，继续坚持以 “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坚持以人的自由全面文明发展为根本宗旨，避免建立在资本增值基础上的工业文明种种的背离式、颠倒式发展。既要大力促进包括各项基础设施在内的经济建设，又要开拓资源节约、环境美好的新型可持续生存及发展之路，力戒“唯GDP主义”。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避免工业文明所造成的片面发展、低效发展及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在新型政治文明的构建方面，扬弃旨在维护资本增值逻辑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积极探索与生态文明形态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制度，切实保障包括人民的健康生存权、环境权等在内的各 项 权 利 。 更 加 健 全 人 民 当 家 做 主 的制 度 体系，继续以国情、世情、党情、民情为基础，继承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民为本、“节用而爱人”“不患寡而患不均”等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有益思想，吸收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积极成果，实行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的复合型民主政治制度，创新基层民主、社区民主、网络民主等新型民主制度，以“善政”达“善治”，使人民主权落到实处。同时，深化依法治国实践，加大反腐力度，加强执政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领导力和号召力，使党内政治生态继续保持健康稳定良好的发展态势，为社会及人的全面发展从而为人类文明转型提供更加坚实的政治保障。
在新型精神文明的构建方面，不断消除金钱至上、消费万岁等与资本增值目标相勾连的意识形态的控制，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引领，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既充分汲取和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吸纳国外先进文明成果;既有时代特色，又有历史传承;古今中外、中西贯通融合，兼容并蓄，相得益彰，促进人的精神世界发展的丰富多元的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升全民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境界，为新型文明建设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坚定文化自信，大力发展各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在新型社会文明的构建方面，改变工业文明经济社会及人的不均衡发展状况，不断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促进整个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中国文明新形态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担当。不同于以往一切旧的文明的突出特点在于中国共产党所遵循和实践的是面向全体中国人民‘美好生活 ’(体面、有尊严的)的价值期许”[5]。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型社会文明建设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生活水平，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增强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为新时代经济、政治、文化及生态文明等各方面建设的顺利进行铺设安全可靠的保护网。在新型生态文明的构建方面，继续以建设美丽中国为根本目标，开拓绿色发展道路，倡导大生态经济价值观，实现自然、社会与人的和谐永续发展，即实现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通过不断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力度，摒弃西方工业文明仅仅追求资本增值的非生态发展道路的弊端，使中国走上生态化发展的光明之路，不仅做生态化发展的利益获得者，而且做生态化发展规则的制定者，生态化发展道路的引领者，从而实现向生态文明的全面转型。
四、共商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中国文明”构建的国际关系层面
在历史上，西方大国的崛起无一不是伴随着侵略和扩张，伴随着掠夺与杀戮。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皆源自大国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大国的统治阶级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煽动蛊惑，将本国人民绑在战车上，强行发动战争，造成被侵略国家大量财富损失，生灵涂炭。“对抗”“冷战”“终结”等造成国际关系不合理都根源于西方长期以来奉行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价值观。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表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世界性发展导致了乡村从属于城市、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不合理的国际关系格局，至今仍有不少发展中国家得不到平等的发展机遇，这些都表明工业文明时代的非公正性，人类无法实现向更高级的文明的转型。
传统中国文明历来主张海纳百川、兼济天下。中国在处理国与国关系问题上历来奉行儒家 “和为贵”思想，主张用和平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各类国际矛盾。有学者指出，儒家认为“礼”认可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关系，以认可多样性和差异性的方式来实现“和”，即和而不同;“乐”是调和了各种不同的声音、韵律发出的和谐的声音，并不认可多样性，但主张兼收并蓄。“礼”和“乐” 看似矛盾，实际经过适度调和、均衡，最终能统合为一，形成一个大的和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难题的解决方案，可以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这都为坚持文化自信提供了优秀的文化基因。”[5]因此，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新时代“新型中国文明”，不仅不会向外扩张，反而会通过自身的发展普惠四邻，并与各国人民一道建立和平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建设布局表明，中国倡导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致力于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关系，促进各个国家和民族和谐相处、共同发展。中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促推包容性发展，倡行各国共进共荣，积极为实现世界永久和平与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习近平同志在日内瓦万国宫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时演讲道，“回首过去 100 多年的历史，全人类的共同愿望，是和平与发展。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全球共赢共享”。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又强调：“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因此，倡导共商共建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作为负责任新兴大国的担当意识的集中体现，构建以合作共赢共进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努力倡导一种世界各个民族平等参与的新的‘全球治理文明’”[6]，是对当代国际关系文明的丰富、创新与发展。因此，致力于消除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促进各国共享发展、实现全球正义等是新时代“新型中国文明”建构的国际关系层面的内涵。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在吸收了传统中国文明精华的基础上，“新型中国文明”获得了充足的动能，她像一个巨人，在新一轮文明创新的大潮中向前迈开强健脚步。“新型中国文明”注重发挥新型主体文明的作用，在吸收借鉴现有文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将中国性和世界性、民族性和人类性、传统性和现代性和谐统一，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整体建设，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建设新型现代文明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丰富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内容，推进了人类文明的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提高。“新型中国文明”秉承整体、协调与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积极承担国际责任，谋划全球共同发展，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和平外交理念，致力于构建各国各民族合作共赢、协调发展的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只要我们坚持从主体层面、关键层面及国际关系层面等不断加强建构，“新型中国文明”必将日臻完善，并将有力地推进人类文明的顺利转型。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5.
[3] 候亚楠,郭忠义.天地境界与生态化生存[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4(05).
[4] 吴苑华.从自然生存到技术生存再到生态生存—— 威廉.莱易斯的“控制自然”理论之生存生态学旨向[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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